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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探讨

    从名人明星癌症之死 反思现行治癌模式
    来源:陈子久 博士 | 发布时间:2011/2/18 | 浏览次数:   | 字体大小:     

      今年春节期间,爆出了前国奥主力张亚林因淋巴癌去世的重磅消息,使球迷们甚为伤感。回顾这些年名人明星癌症之死:影视圈里人缘极好的影星傅彪,因肝癌换肝,术后三月,傅彪偕夫人参加《天下无贼》首映式,使影迷们又看到了彪哥笑容可鞠的形象,颇感欣慰;也使其他肝癌患者确信,只有换肝才能彻底根治肝癌。一时印证了现行治癌模式的科学性。处于康复中的傅彪更希望将自已勇战癌魔的经历,写成书、拍成电视剧、成立一个肝移植患者专项基金。但三个月后复查,癌转移,急行二次肝移植。最后傅彪还是在病痛和术后的煎熬中,匆匆走完了42年的历程,存活时间不到一年。

      2009年来因癌而逝的名人明星就有:曾演《情深深雨濛濛》等剧,深得观众喜爱的33岁的女演员李钰患淋巴癌医治无效,告别了花样年华。而后不久,遂闻央视著名播音员罗京老师同因淋巴癌溘然之耗,英年四十又八,能不悲哉!台湾著名歌手阿桑才34岁,却因乳腺癌不治而谢幕。又悉菲律宾第一位女总统阿基诺夫人患结肠癌去世。之后,香港名演员“大傻”——成奎安先生因鼻咽癌扩散病逝,享年54岁。

      近年来因癌而英年早逝者:金鹰奖得主,曾在《围城》中演苏文纨的著名女影星41岁的李媛媛,患乳腺癌天年不遂;《红楼梦》中演林黛玉的陈晓旭同因乳腺癌而往生;37岁的歌手叶凡也是乳腺癌惹的祸;然而,她们的音容笑貌至今仍留在人们的心中。“她们演得太好了,年纪轻轻的就这么走了……”在笔者写本文时,一位粉丝无不伤感地说道。以人品好、演戏好、唱歌好闻名香港演艺圈中的梅艳芳因宫颈癌,在41岁那年不幸病逝,业内同悲。44岁的台湾乐坛名人粱弘志先生同样因癌而去。还有,年仅38岁,身价25亿的温州企业家、全国政协委员王均瑶因直肠癌术后转移而与世长辞。曾是年富力强44岁的前麦当劳总裁查理·贝尔最终也不敌癌魔而魂归故里。

      年长一点的还有:香港著名音乐人、《我的中国心》词作者黄沾先生,香港影视明星沈殿霞,上海著名女作家陆星儿,相声大师马三立、郭全宝,著名演员文兴宇,香港名导刘芳刚,台湾名导杨德昌,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美国ABC电视新闻王牌播音员彼得·詹宁斯,就连中国卫生部前部长陈敏章也因癌症而谢世。

      20世纪,国际主流医学对癌症治疗的模式是“寻找和破坏”;到了21世纪,治癌模式已转变为“靶向和控制”。前后不同的5个字,道出了本世纪治癌模式的重大转变。

      众所周知,局部的癌病灶,实质是全身免疫系统疾病的反应;再之,一旦发现癌症多已到了中晚期,增加了治疗的难度。“寻找和破坏”的治癌模式:是用手术切除癌组织,用放、化疗去消灭癌细胞,岂知,这种创伤性疗法,毒副反应大,往往会导致患者生活质量、免疫功能进一步下降,正所谓:“杀敌三千,自损一万”,在进行手术、放疗、化疗的同时,已为癌细胞的转移、繁殖创造了新的生态环境;癌细胞的扩散、转移最终导致癌症病人进行性衰竭或引发其它疾病而死亡。这就是恶性肿瘤患者生存质量差,五年以上生存率一直难以提高的主要原因。

      2003年第21卷第7期《临床肿瘤学》(Clinical Oncology)杂志发表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几位学者型官员写的一篇题为 “美国FDA对肿瘤药物的终端评价” (End Points and United State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pproval of Oncology Drug)文章。文中对过去13年来美国FDA评价肿瘤药物疗效标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检讨:临床上为追求缓解率(response rate, RR),即“完全缓解”(CR)加“部分缓解”(PR)率,不顾及患者心理、生活质量和个体上的差异,机械地按照“寻找和破坏”模式的惯性思维,而实施的根治术或放、化疗,其实不能真实地反映癌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整体和长远的利益。

      “国际抗癌联盟”曾请世界各国知名的肿瘤专家撰写了《临床肿瘤学手册》一书,在“肺及胸膜肿瘤” 章节里提醒临床医生们“开胸前如果仔细估计一下病变的范围,就会发现2/3以上的肺癌病人确诊时已不能治愈。” 对于那些不能治愈的癌症病人,进行靶向治疗或采用姑息疗法控制癌病灶的扩展,并可以减少患者的经济支出,显然要比开胸术等更有利于病人。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协作中心(CSCO)前执行委员会主任、知名肿瘤专家储大同教授访美回来后,在2004年第8期《中国处方药》杂志上发表他与美国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时的感受:“有些癌症病人经过治疗后,肿瘤可以长期不进展,但也不缩小,虽然缓解率很低,但病人可以长期生存,同时在生存期拥有较好的生活质量,那就是成功。” 大量的临床资料也佐证了选择“靶向和控制” 治疗模式的正确性。该模式的二大重要临床疗效指标就是“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和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 QOL),这代表了当今西方肿瘤学界评价临床肿瘤疗效的最新方向。

      无独有偶,笔者曾参加了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牵头,联合解放军第307医院、北京市肿瘤医院、辽宁省肿瘤医院、云南省肿瘤医院等8家权威医院联合开展“放疗合并三阳血傣治疗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多中心、随机、双盲III期临床试验”(该项临床科研成果已发表在2004年11期《中国肿瘤》杂志上),其中有二个典型病例。一例是云南弥勒县现年65岁的潘女士,2002年8月被云南省肿瘤医院确诊为ⅢB期左肺鳞癌,左侧淋巴结转移,经放疗,加上服用能够拮抗放化疗毒副作用,又能提高放化疗敏感度的傣族抗癌药三阳血傣,在治疗结束后的一个月CT片检查显示,肺部病灶消失,四个月后左侧淋巴结也消失。目前潘女士和正常人一样在家养猪、喂鸡、干农活。她从发病到今天已存活了七年多。另一例是北京的刘先生,2003年3月他被解放军第307医院确诊为ⅢA期左肺鳞癌,加入临床试验组九天后提出退组,选择手术加化疗的治疗方案,到2004年1月去世,生存期仅为10个月。同为二个左肺鳞癌病人,而ⅢB期的潘女士比ⅢA期的刘先生病情更重,但前者选择了“靶向和控制”的治疗方案,病人在治疗期不仅生话质量高,生存期长,而且医疗费用低。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选择正确的治疗模式对初治的癌症病人是十分重要的。为进一步证明治疗模式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生活质量和生存期的影响,笔者正与埃及开罗大学国家肿瘤医院合作本项课题,并已取得了Ⅱ期临床试验的成功。

      然而,新的“治疗模式”推广过程中,却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及。因为,这里不仅涉及到在临床中已执行了几十年的“寻找和破坏”治癌模式的巨大惯性行为,而且还跟医院内外的体制、物质、经济利益等休戚相关。所以,实施新的治癌模式也跟治癌一样,不那么容易。就连2008年中国版《NCCN肿瘤学临床实践指南》中也无奈地提到,该“指南”不仅是“美国肿瘤领域临床决策的标准,也已成为全球肿瘤临床实践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指南,在中国也得到了广大肿瘤医生的认可与青睐。由于存在患者特点、医疗水平与体制等方面的差异,在中国直接应用该指南仍存在一定困难……”。

      不论是名人明星,还是一介草民,患上癌症后都寄希望我们的白衣天使。但在国内外临床肿瘤治疗中,仍有些医生机械地强调根治术和局部癌病灶大小变化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病人”与“病”的辩证关系。治病是为了救人,如果病人的生活质量非但没有为治病而得到有效改善,反而恶化;生存期也没有因治病而得到延长;那么,癌症病人何苦为治病而落得人财两空?

    陈子久 博士

    TAG:明星癌症,三阳血傣,张亚林,淋巴癌,天下无贼,陈子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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